重庆轨道交通通报“孕妇被墙面脱落物砸伤”：伤者仍在救治中
这个空前未有的转变反映在思想层面，便是各种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出、各种主义话语的竞相登场。
因其不觉解,所以说是不识不知。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换句话说,天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地,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。
这好比是飞跃,只有飞跃,才能成佛。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,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。图谋功利的人对于行为与目的非常清楚,他的行为、他的目的都是为利,利之所在,尽力为之,和自然境界的人绝然不同,其行为如为增加自己的财产,或是提高个人的地位,皆是为利。12 在冯友兰看来,许多人在世界里生活,在社会上做事,只是顺才而行或者是顺习而行。冯友兰既然对理做如上的阐述,那么人们将如何认识理呢。
他说:人之所以能有觉解,因为人是有心的。不过,泰戈尔没有说出走向宇宙永恒与天命的方法是什么。通过这样的品评，引发后人的慕道之心，也是对后学的加持。
闲邪以存诚，故诚敬常并提。拘迫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心的格局太小，被小事物牵住，跳不出，心便不活，呈紧相。常爱杜元凯语：若江海之浸，膏泽之润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然后为得也。由此可见，在程颐这里，所谓闲邪诚敬主一等是打通的，在身上整齐严肃，心便主一无适，如此则邪闲诚存。
如果不是真的默契于心，是说不出这些话的。品评圣贤气象 《近思录》说气象，如魏晋人品评人物，讨论的都是人生境界和神味。
所以，我们今天研究理学的修养工夫，也需要这种内在性研究的方法。苟急迫求之，则此心已自躁迫纷乱，只是私己而已，终不能优游涵泳以达于道。程子说，罪己责躬不可无，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中为悔。人当杂念既退，恶极而善，平旦初复之时，正此心冬至之关。
又云：严容畏敬，精将至定。亦可于梦中省察，比如人于梦寐间，亦可以卜自家所学之浅深。所谓的洒落，表示的是抖落了身心的很多系累和羁绊，心胸部位清凉明澈，无畏无惧，毫不纠结。着意安排，则难久而生病矣。
于是修身即修心，故整齐严肃。程颐具有通过文字直接感受身心的能力，这种感受能力借用他的话说便是明睿所照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内在的非理性冲动过于强烈，必须用力把持，以致太过紧张，殊不知越把持冲动越强烈，反倒不如开放和转移，使心能够自如地驾驭、化解心理能量。品评者要有足够的阅读能力，知言知心，并且能够准确地将接收到的信息传递出去。
诚则天理自明，所以天理之明非因考索而至，是存久自明之事。通过静坐，一是要息外缘，二是要静气血，这两项都是为了涵养本原。厚重知学，德乃进而不固矣。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。如此而优游涵泳于其间，则浃洽而有以自得矣。程颐在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中说：学之道，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养，然后力行求至。
为什么要从静入手？依《太极图说》：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则静极生阳，复见天心，只有静极方能养出这源自天地的仁义之心的端倪，乃所谓的幾，也正合《易》之《复》卦之旨。凡于圣贤言语，思量透彻，乃有所得。
其所谓的胸中，并不只是抽象的心中之意，而且是具体心胸部位。这里，不但是静以养之，而且是静以萌之、静以明之，皆从坤静中来。
非明睿所照，而考索至此。据朱熹《近思录序》记载，两人旬日间相与读周子、程子、张子之书，叹其广大闳博，若无津涯，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。
曰：人之血气，固有虚实。一涉及工夫，身心关系便已隐含其中。这种喜乐的本质，是身心至和的效验，也是此身心与天地万物至和的效验，是孔颜之乐，是无所倚之乐。自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以来，一直从事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研究，发表有论著多种。
人之未知学者，自视以为无缺。其实，身心始终未尝分离，大善大恶之人都是如此，只是人们经常对最常态的东西最缺乏觉知，而一旦有了觉知并施以引导，则转变就会发生，所谓的修就开始了。
识而得之，以蓄成其德。如要敬则碍和，要仁则碍义，要刚则碍柔。
如果将身的意义加以延伸，不但举手投足是身，言辞文字也是身，都与心是合一的。故朱熹说：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正是要人静定其心，自作主宰。
所以，理学的很多常用语皆是身心相融的，比如深沉、浃洽、涵泳、咀嚼、胸次洒落、如坐春风、恻隐之心、浩然之气、油然而生、沛然若决江河、四体不言而喻等，无不身心互见、身心相融。如不是私欲净尽，是不会有洒落气象的。在形上做工夫，其旨是要在心上找感觉，没有感觉便不是敬，一味操持，反令拘迫，故学者须恭敬，但不可令拘迫。敬只是主一也，主一则既不之东，又不之西，如是则只是中。
揣测意度，说的都是人家的东西，不是自得的，不是自得便不能条畅，也就是没有通透感，所以他认为张载还需涵泳义理，使所知真正化入身心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恰恰相反，这只是工夫的开始。
《太极图说》中，在主静之后有无欲故静四字旧注。一切工夫从主静开始 《近思录》首言道体，并以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为开篇，旨意深远。
朱熹说： 道理本自广大，只是潜心积虑缓缓养将去，自然透熟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，而四体自然舒适。